近年来，随着肿瘤早筛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大、国内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本文从市场需求、早筛技术、商业模式、监管政策等方面对目前肿瘤早筛行业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对肿瘤早筛行业部分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肿瘤早筛的市场需求及现状

肿瘤早筛是指借助分子生物学方法，筛查出肿瘤高危人群（大龄、有症状、肿瘤患者家属等）的阳性群体，为进一步确诊提供便捷、经济有效的手段。肿瘤早筛为肿瘤早发现进而早治疗、提高肿瘤患者生存率的需求提供了解决方案。

随着第一波婴儿潮的人口在未来20年陆续退休，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带来了生活压力大等问题，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肿瘤高发。国家癌症中心 2019 年 1 月发布的《2015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显示，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每年恶性肿瘤所致的医疗花费超过2200亿，防控形势严峻。

同时，我国人民的医疗保障较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中国总体癌症患者五年生存率为40.5%，美国为67.1%。2016年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强化慢性病筛查和早期发现，针对高发地区重点癌症开展早诊早治工作，推动癌症、脑卒中、冠心病等慢性病的机会性筛查。并提出到2030年，要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提高15%。

现有的肿瘤筛查/诊断手段面临着几大困难：

1、准确度不够高，如肝癌常规的AFP检测+超声，对早期肝癌的灵敏度仅40%-65%。

2、患者依从性不高，以内镜检查为代表，多为侵入式，有创，给患者身心带来较大痛苦，即使无痛内镜也有部分禁忌。

3、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全国仅30%的医院能够提供结直肠镜检查，消化内镜医师每百万人仅19.59名，不足日本等发达国家十分之一，且短时间无法迅速提高。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果实资本

与传统手段相比，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进行的肿瘤早筛有如下优势：

（1）在精确性方面已经实现在部分癌种媲美甚至超过常规检测的精确性；

（2）筛查方式多为提取体液或粪便中的肿瘤信号分子，微创甚至无创，部分产品可居家操作，方便快捷；

（3）依靠中心试验室可实现自动化、规模化检测，解决了检测资源供给不足的困难。

以上特性都展示着肿瘤早筛承担防癌功能的前景。

从现有筛查、诊断手段及其临床缺口来看：

针对肝癌、结直肠癌这类具备医患筛查意识、存在临床缺口、具备诊疗闭环的癌种，肿瘤筛查具备辅助或直接替代常规筛查的潜力，相关产品或服务已经开始商业化；

针对常规筛查的性价比已经足够好的乳腺癌、宫颈癌、肺癌则应用潜力有限，罕有肿瘤早筛产品的研发；

针对其他常规筛查手段不尽人意的癌种，由于缺乏筛查后的确诊手段，肿瘤早筛需要同时做好医患筛查意识教育和提升性价比的工作，开发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更多，目前开发多癌、泛癌早筛产品的企业正在做探索工作。

二、肿瘤早筛技术

肿瘤细胞向血液、粪便等体液释放出的可分析物质包括：循环肿瘤细胞（CTC）、循环肿瘤 DNA（ctDNA）、外泌体、循环肿瘤 RNA（ctRNA）、循环蛋白质等。其中：

CTC捕获难度极高，部分癌症很难在体液中捕获到，并且特异性低，容易造成假阳性；外泌体及ctRNA的技术开发并不成熟；循环蛋白质技术已经发展成医院肿瘤检测的常规手段。

因此，目前全球肿瘤早筛的技术开发方向主要集中在对ctDNA的分析上。

目前已上市/正在研发的肿瘤早筛产品所运用的技术可总结为：利用PCR技术或NGS技术鉴别ctDNA信息，并综合循环蛋白质等信息综合判定肿瘤发生情况。

PCR技术特点是只能检测ctDNA中的已知突变，通量低，价格便宜（单基因200-800元），分析简单；

NGS技术特点是可以检测未知突变，通量高，价格昂贵，需要专业生物信息学分析。

从原理上能够分析更多肿瘤信息的方法具有更高的准确性，例如基于NGS的多组学分析方法，但基于PCR的分析方法凭借其在部分癌种足够高的准确性以及经济、便于操作的优势得到了更迅速的商业化应用。

衡量筛查方式准确性通常参考以下几个数据：

敏感度：筛查出来的阳性病人占实际阳性病人的比例

特异度：筛查出来的阴性病人占实际阴性病人的比例

阴性预测率（NPV）：筛选结果为阴性中实际结果为阴性的比例

阳性预测率（PPV）：筛选结果为阳性中实际结果为阳性的比例

研发早筛产品的企业常常通过与医院PI合作，获取已通过常规诊断方式确诊的肿瘤患者及诊断为健康的健康人的体液/粪便样本，并用自己的产品进行回顾性试验得到产品的敏感性及特异性。为了获取更具说服力的数据为产品背书，部分企业还会开展大型、多中心的前瞻性注册临床试验，进一步得到在真实世界（未知是否为肿瘤患者）大人群中，更具备临床意义的产品阴性预测率及阳性预测率。

当前阶段肿瘤早筛企业运用的技术本身壁垒有限，运用同类技术的产品数据差异不大。相对于技术本身，开展临床试验所需的资金、临床试验资源以及产品获批后的渠道构成了企业的壁垒，而上述壁垒的本质是医疗机构与医生的认可程度。

三、肿瘤早筛企业的商业模式讨论

目前肿瘤早筛企业开展相关业务主要通过两种商业模式：向客户提供LDT服务或销售IVD产品，客户主要有体检机构、医院及C端消费者。

LDT服务门槛较低，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中心实验室向主管单位备案即可展开LDT服务业务。流程为执业医师提出申请，将患者样本送样至企业的中心试验室，企业开具检测报告。由于这种院外市场门槛较低，且大多数消费者不具备对产品临床数据的鉴别能力，更加依赖医疗机构医生的解读，导致企业开展LDT服务时竞争较为激烈，与更多的医生、体检机构展开合作成为销售的主要方式，这也导致企业的销售费用居高不下。

企业的产品如果获批IVD则有了监管的背书，具备了与医疗机构签单、成为医院检测产品的供应商的资质，销售费用相对较低，更具成本优势。然而在中国获批IVD需要企业以扎实的临床试验数据作为背书，尤其作为面向广大人群的早筛产品，更要求有前瞻性试验数据。近万人的广大的纳入人群、长达数年的随访时间对于企业来说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以及时间成本，企业做相关决定较为慎重。目前国内仅少数企业完成了结直肠癌的前瞻性实验、正在开展肝癌的前瞻性临床试验或刚启动泛癌的前瞻性临床试验。

无论是否将开启前瞻性临床试验作为申请IVD的准备，国内肿瘤早筛企业都积极展开了LDT的服务进行商业化，开拓院外市场并产生收入。

目前来看，LDT的商业模式壁垒较低，对于企业来说更多起到教育市场、辅助研发的作用，盈利性较差，是肿瘤早筛企业通往更成熟商业模式的早期阶段。通过IVD产品获得更有力的背书，打入院内市场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是肿瘤早筛企业的重要目标，然而医疗机构和医生对IVD产品的认可很大程度取决于监管部门对直接开展竞争的肿瘤早筛LDT、IVD两种商业模式的界定。

目前尽管名义上只有IVD产品可以进院且被纳入诊疗指南，LDT服务只能由医疗机构根据自身需求委托企业实施，但实际开展销售工作都需要企业向医院的医生做科普、介绍工作，IVD产品获得的监管批准并不具备硬性的竞争优势。同时，一些用于其他医疗用途（例如肿瘤辅助诊断）的IVD产品也以肿瘤早筛的概念打擦边球，直接争夺肿瘤早筛IVD产品的客户，这些都增加了肿瘤早筛IVD产品获取市场份额的难度。

四、监管政策、医保态度探讨

3月17日，新修订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发布，《条例》的总体思路是改革审评审批、夯实企业责任、鼓励创新、提高违法成本，其中第53条提到“对国内尚无同品种产品上市的体外诊断试剂，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根据本单位的临床需求，可以自行研制，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本单位内使用。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定。”《条例》新增了对LDT业务的明确界定，鼓励了医疗机构自行开展LDT业务。

肿瘤早筛产品及服务与药品不同，从监管角度来看，因为原理上其对使用者的风险很低，需要严谨论证和审核的是它的收益。与此同时，临床上特别是科研上对新的检测方法的需求更迭迅速，把耗时较长、资金资源耗费较大的前瞻性试验作为批准IVD产品的必要条件更多是作为坚持循证医学的原则、打压“运动员当裁判”的乱象、维护良好有序创新环境的手段，并非是企业开展商业活动的硬性门槛。

从医保角度，覆盖全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险纳入肿瘤早筛产品不符合药物经济学，早筛产品的消费属性仍占主导地位，但医保资金充裕的部分发达省市有可能在未来将性能较好、性价比高的单癌种早筛产品纳入其支付范围。

五、行业展望

中国的肿瘤早筛行业发展已处于世界前列，基于PCR技术的肠癌早筛产品取得了比美国同类产品更加优异的数据，商业化的工作正积极展开；肝癌早筛、泛癌早筛的前瞻性临床试验更在多个维度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还有基于NGS技术早筛产品的研发工作也在推进。

肿瘤早筛仍然是个太新的行业，目前的渗透率极低，无论对于已有上市的IVD产品的企业或是依托LDT模式开展服务的企业，未来3~5年的时间维度里重要的工作都是对医生的教育，对目标人群癌症筛查意识的科普。

与此同时，通过更有效的信号富集方法、NGS、多组学分析等技术提高肿瘤早筛产品的性能，通过放量，自动化、规模化生产压低产品的成本，配合医疗机构摸索目前没有后续诊疗手段的癌种的医疗流程都是行业内企业的努力方向。而企业，无疑是其中主动性最强的主体，我们也将持续深入研究肿瘤早筛行业中的优秀公司与技术进展，把握行业变革的关键节点，挖掘投资机会。